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,秦淮水榭花開早;誰知道容易冰消。
眼看他起高樓,眼看他宴賓客,眼看他樓塌了。
這青苔碧瓦,俺曾睡風流覺,將五十年興亡看飽。
那烏衣巷不姓王,莫愁湖鬼夜哭,鳳凰臺棲梟鳥。
殘山夢最真,舊境丟難掉,不信這輿圖稿。
謅一套哀江南,放悲聲,唱到老。 |
先引一段首我很喜歡的韻文:
|
陋室空堂,當年笏滿床,衰草枯楊,曾為歌舞場。蛛絲兒結滿雕梁,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。說什麼脂正濃、粉正香,如何兩鬢又成霜?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,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。金滿箱,銀滿箱,展眼乞丐人皆謗。正嘆他人命不長,那知自己歸來喪!訓有方,保不定日後作強梁。擇膏梁,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!因嫌紗帽小,致使鎖枷扛。昨憐破襖寒,今嫌紫蟒長。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,反認他鄉是故鄉。甚荒唐,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! |
這一段出於《紅樓夢》的第一回,寫得也夠白的,我想沒有解釋的必要。人生在世,爭甚麼到頭來也不過是虛夢一場罷了。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說的也是一場虛夢。不若湯顯祖《南柯夢》、《邯鄲記》兩部傳奇那樣,實實在在的夢過榮華一生,《桃花扇》寫的是一場痴夢,情是真,事亦是真,而個體的人生站在時代的巨輪之下壓根兒不過像夢兒那樣雲淡風輕,壓根兒算不得甚麼。
傳奇主要分兩個部份,一寫侯方域與李香君二人的情事,二寫朝中的胡混相。當侯方域與李香君醉生於情愛的時候,家國卻面臨敗亡的命運,朝中奸臣當道,福王又縱於聲色,雖有史可法等願以一腔熱血灑山河的良才將相,卻也無法挽回國家衰敗的命運。面對國難當前,侯方域與李香君卻著眼於兒女情長。眼見江山蒙難,二人心裡想的卻是何時才能相會。待得二人重會的時候,國家已然殘破,二人仍是侯郎呀侯郎、香君呀香君,眼裡盡是對方。此時,張道士出現,侯方域原認為「從來男女室家,人之大倫,離合悲歡,情有所鍾」,情愛之事原是至大,沒甚麼好掩飾,然張道士卻指出「國在哪裡,家在哪裡,君在哪裡,父在哪裡,偏是這點花月情根,割他不斷麼?」站在時代的巨輪之前,「人」未免過於渺小,人的種種感受,緒如情愛,在整個歷史裡面不過是飛屑細塵,枉費心神的一場鏡花水月。
《桃花扇》把「人」的重要性壓到最底:國為大,人為輕。張愛玲的《傾城之戀》卻把「人」的意義提到較高的層面。范柳原與白流蘇原是互相猜度,相愛卻不相讓,白流蘇想求一個名份,范柳原卻無法許給她,最後整個城市的陷落,來到生死的關頭,「流蘇站在門檻上,柳原立在她身後,把手掌合在她的手掌上,笑道:『我說,我們幾時結婚呢?』流蘇聽了,一句話也沒有,只低下了頭,落下淚來。柳原拉住她的手道:『來來,我們今天就到報館裏去登啟事。不過你也許願意候些時,等我們回到上海,大張旗鼓的排場一下,請請親戚們。』流蘇道:『呸!他們也配!』說著,嗤的笑了出來,往後順勢一倒,靠在他身上。」因為一場劫難,二人才能成為真正的眷侶,小說的末尾,張愛玲寫下了這樣的一段文字:
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。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,誰知道什麼是因,什麼是果?誰知道呢,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,一個大都市傾覆了。成千上萬的人死去,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,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……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。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來,將蚊煙香盤踢到桌子底下去。
國破了,沒人能說國不重要,張愛玲也說「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,個人主義者是無處容身的」,然她卻添了一句,「可是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」。人生處於這個世代,就得承受這個年代的種種,沒有人能夠與身邊的一切脫卻關係,但也不一定要去到時先於人的地步。對於平凡的人類而言,國重不如家重,家重還不如自己重,沒可能逃得掉時代的變遷,然時局再變,生活還是得過下去。「生活」才是人生的最大要旨,甚麼民族大義其實也及不上一餐溫飽。
若不嫌話太多,還想多談一齣《帝女花》。《桃花扇》、《傾城之戀》、《帝女花》寫的都是情,而且都是動亂下的情,然《桃花扇》寫的是人與時相比的渺小,《傾城之戀》寫的是人雖微小對個體而言卻比時局來得重要,而《帝女花》寫的似乎正介於兩者之間:在大時代的前面,人確是渺小的,面對這樣的局面,人往往有很多求不得,也有很多無可奈何,可就算人如何渺小,卻沒有否定人慾的必要。
明亡清興,身為明朝駙馬與公主周世顯及長平難免會受到局勢的影響,長平離宮,世顯以為公主亡故,卻在庵中重遇故人。與《桃花扇》相反,《桃》中二人方見面就入道分離,《帝》中的相遇卻令裝身為道的長平重返塵世,再入情愛之中,彷彿訴說了以佛道避世並不是面對事局的最好方法,與其去逃避,還不如直接面對自己的情感。無論大環境是怎樣,「人」都是重要的,「人」斷不能因為時局而拋下一切,但同時也不能抹得掉時局對人的影響。長平公主生於帝王之家,即便逃卻一死,還是逃不了身為帝王之後的命運,為了厚葬先帝,二人假意投誠,願在清帝的幫忙下成婚,卻在婚禮上雙雙喝飲砒霜。「唉!盼得花燭共諧白髮,誰個願看花燭翻血浪?唉!我誤君累你同埋孽網,好應盡禮揖花燭深深拜,再合巹交杯墓穴作新房,待千秋歌讚註駙馬在靈牌上」,可以活的,二人斷不願死,「死」是一種無可奈何,卻也可以說是對時代的叛逆。已然被人認出真身,世顯與長平似乎只能順應清帝,以己身粉飾太平,緩和臣民,別無他路可走,然二人卻寧可捨生也不依附新朝。「人」盡是渺小,無法改變局勢,卻能選擇用何種方法去面對這樣的局面。雖然,我們的選擇,都只是有限的選擇。